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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原文转载自美国《时代》杂志中文版（博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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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文


这是我第一次提笔写关于这个事情的文章。因为二十年过去了，目前中国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主要体现出两个变化趋势：一是当时的热情如今已经被赚钱所替代；二是那年以后，很多信息从媒体上消失了，结果，现在很多的中国年轻人不知道这档子事。

最重要的是，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深刻地理解了“人民”一词的含义。在中国大陆，“人民”这个词的含义要狭隘得多。

我刚开始学读书写字的时候，就学的是“人民”这个词。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为人民服务”，最重要的报纸是《人民日报》，我也知道了“1949年后，人民当家做主了！”

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人民”一词仅仅只是停留在某些官员的嘴边了。新的词汇开始出现：“市民”、“”股民”、“粉丝”、“农民工”等等。这些词汇开始慢慢替代“人民”这个词了。

记得那年我30岁，“人民”这个词汇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

那一年，人潮汹涌。当时我在北京读书，警察突然从街头消失了；你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和公交；大家彼此微笑；连奸诈的街头小贩都慷慨地拿出饮料给街上的人喝；退休者捐出工资给广场上的人买食品；就连小偷在那个时候都以不偷以示支持。

如果你住在一个中国城市，你总是能看到人山人海的景象。但只有那个时候的北京，我才真的有“中国人是一家人”的感觉。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别的地方涌入京城，日复一日地演讲直到喉咙沙哑。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的妈妈，都在热烈地赞同、不住地点头，虽然这些学生有着稚嫩的面孔和幼稚的观点。

那一年，我五月底回了浙江，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时候结束。3号下午我又乘火车回京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他们已经控制了一切。

在机器面前，人群逐渐散去了，大家也开始逐渐离开京城。

当时，上海的一列火车被焚烧了，上海至北京的列车也停运了，我只能绕道浙江。那趟火车是我这辈子坐过的最拥挤的列车，火车的过道都被离开京城的学生挤满了，车里被挤得水泄不通。

还有一个小时到北京的时候，我想上厕所，但厕所里也挤满了人。厕所里的人大声喊道：“我们不能把门打开！”下车后我找了一个公用电话，跟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联系，他说：“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不要想着去哪儿了，在你现在的地方好好呆着，赶紧写一篇文章。”

我在石家庄呆了整整一个月，但却难以写作。每天电视都在播放着通缉名单，谁又被捕了等等。我远离家乡，躲在一个小旅馆里，整天看着被抓的学生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听着播音员乌鸦一样的声音，一阵阵冷气穿透我的脊梁。

忽然有一天，电视画面完全变了，从令人沮丧的抓捕画面转到了一派祥和，祖国大地到处都一片繁荣、生机盎然。播音员的语气也从愤怒地谴责罪犯转变成了富有感染力的宣扬祖国的发展变化。

今天，年轻人已经很少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他们可能只会说：“只是隐约听说很多人上街，别的不太清楚了。”

后来，我住在鲁迅文学院，每天骑着我的那辆破自行车到广场。

五月的北京，中午热早晚凉，我穿着长袖体恤，一般午饭后动身。在广场，傍晚过后就已经非常冷了。我从广场返回的时候，冷风吹过我的脸庞，路灯非常昏暗，只有天上的一轮明月在照亮前方的路。当我走到呼家楼天桥的时候，忽然发现一股热浪袭来，而且越来越热，我就紧骑了几步，之后就听到歌声，还看见远处亮着灯。

天桥下聚集着数千人，他们亢奋地唱着：“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

虽然大家徒手，但是非常坚定、自信。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意识到“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声音能传得更远，他们的能量能持续得更久。那一刻，我明白了“人民”的真正含义。